同善堂義學早期的發展

一、前言

　　同善堂轄下設有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 中學始於1991年9月, 小學則始於1924年8月的一所義學。澳葡政府遲至1995年才落實7年免費教育 , 但同善堂小學在此以前一直是學雜費用全免的學校, 也是澳門唯一的一所免費小學, 其辦學宗旨就是「服務市民勞苦大眾, 提供全部免費教育, 為社會作育英才」。關於這所義學早期的發展, 介紹大多簡略, 一般也會把它視作同善堂慈善事業的一部分。近年澳門各界對於文化保育有更多的關注, 教育史料較過去更易掌握 , 故本文將以檔案、文物、報刊等原始資料來重新整理同善堂義學早期的一些發展情況。隨着同善堂小學校舍於1968年落成後, 同善堂在小學以外開設了預備班(幼稚園), 夜校部也增設五、六年級, 同善堂小學開始進入「施學育人」的一個嶄新階段 , 故本文將以1970年作為書寫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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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澳門研究》, 第106期(2020年6月), 頁22-38。

20世紀初期澳門華人的辦學活動

一、前言

　　19世紀末期，澳門人口的教育水平相對地低，即使澳門當地的葡萄牙人也如是。安德拉德•科爾沃（João de Andrade Corvo）曾出任葡萄牙的外交部長，他曾研究葡萄牙在亞洲的各個殖民屬地，其中與澳門相關的部分保留了1878年澳門人口和教育的一些數據 。數據顯示澳門當年的人口68086人，93.31%為華人（男性40065人，女性23467人），共有73所（含3所女校）為華人提供教育的學校，當時澳門華人的孩子有10223名，但上學的人數只有1576人，就學人數偏低，作者指出可能是孩子隨父母學習讀書的緣故。二十世紀初澳門華人辦學的情況，現存資料相當缺乏，報章上的報導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本文即以此為基礎，再配合一些檔案資料，藉此整理20世紀初期澳門華人學界辦學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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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當代港澳研究》,  2020年第1-2輯(2024年4月), 頁272-299。

大夢已覺, 人才未備——《香港華字日報》所見晚清學務的時論

 　　十九世紀末期, 中國在列強的環伺下, 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各種救國方案, 其中最突出的是強調教育的變革以開通民智。從洋務運動到維新運動再到八國聯軍後的新政, 改革教育都是重要的內容。庚子新政, 政府詔諭建設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 但當時已不再只是廢除八股或改試策論, 而是要徹底變革整個教育制度。光緒二十八年(1902)管學大臣張百熙(字冶秋, 1847-1907)擬定《欽定學堂章程》, 是為壬寅學制, 雖然只是頒布而未有實行, 卻是近代中國首個官方的學制系統。光緒二十九年(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 是為癸卯學制, 其中包括了各類學堂的章程, 另附有學校管理和教授法等。該學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 其中包含學前到大學各級, 有入學年齡的規定, 有普通學校和專門學校的結合, 有師範學校培養師資。張之洞(1847-1909)在〈變科舉〉提出“救時必自變法始, 變法必自變科舉始”, 到光緒二十九年二月, 袁世凱(1859-1916)和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 指出“科舉一日不廢, 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 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  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今縱不能驟廢, 亦當酌量變通, 為分科遞減之一法”, 遞減的用意自是要逐步以學堂取士取代科舉取士。十一月重訂學堂章程又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 之後就是1905年9月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身份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聯名上摺, 奏請立停科舉, 以廣學校, 上諭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 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 科舉制度從原來的改革一變而為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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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新亞論叢》, 第23期(2022年12月), 第381-391頁。

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一、中國師範教育的發軔

　　中國的師範教育始於清末, 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奏請在上海設置南洋公學, 在校內設置四院, 其中之一即為「師範院」 , 孫家鼐於翌年奏請籌備京師大學堂, 章程總綱第四節為設立「師範齋以養教習之才」 , 但1898年正是戊戌政變, 一切新政戛然而止。1902年張百熙具奏的《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規定, 京師大學堂有「師範館」之設, 省會高等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就各處中學堂教員」, 府治中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成小學堂教習之才」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於翌年重訂章程, 是為《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 其對師範教育有更詳備的計劃。章程中師範教育分初級和優級, 前者由州縣設立, 修業期5年, 後者由京師和省城設立, 修業期3年; 另實業學堂內亦設實業教員講習所, 畢業年限則視乎學科, 一至三年不等。初級師範學堂培養小學教師, 除完全科及簡易科外並添設預備科和小學師範講習所, 優級師範學堂為培養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學堂教員, 實業教員講習科用作培養各實業學堂、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和藝徒學堂教員 。宣統年間, 師範教育又曾略有變動。至於女子師範, 初只見於「家庭教育法章程」, 1906年天津設立北洋女子師範學堂, 次年學部擬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其中限定各州縣必須設立一所女子師範學堂, 對象為高等小學堂畢業的女生, 修業期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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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澳門研究》, 2022年第1期(4月), 第6-31頁。

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的兩則資料

一、前言

 　　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設有各種救助機構，包括戰區學生指導處，為逃離戰區的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救濟安排。凡選擇繼續學業者，經審查合格後即可以借讀或轉讀的方式安排就學，而政府也有貸金政策。及後淪陷地區日增，教育部為救濟學生，凡未及考入專科以上學校者，予以登記驗證後，即分發至先修班肄業 。1942年5月-9月的浙贛戰事，對於救濟戰區青年，政府亦積極辦理招訓工作。教育部本來就有戰區學生招致訓練會，各戰區亦設有分會，負責辦理招致、接待和分配訓練等事項，至於登記考試入學則由各該省教育廳和專科以上學校負責辦理，而當時教育部在蘇南、皖南和閩北各地都設有招待點 。查良鏞十九歲前後經歷的正是這個戰亂和流徙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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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 第58輯 , 2020年11月, 頁204-215。

澳門炮竹工人的故事 ──《萬木春》的敘事技巧

一、前言

　　澳門的中文小說創作，在1980年代以前仍處於草創階段 ，而整個1970年代，用單行本出版的小說可能就只有《萬木春》這部作品。由於作者不是澳門人，出版地也不在澳門，故未受注意，後來才由鄭煒明(1958-　)在香港「重新發現」。《萬木春》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不折不扣的澳門炮竹工人的生活，作者署名長爭 。鄭煒明肯定了這本小說作為社會史料和以澳門為主題的價值 ，但對這本小說的評述至今闕如，故本文擬從敘事的角度分析該小說文本。小說的所設定的背景是澳門五十年代末期，當時在澳門氹仔製作炮竹的工人，從事調製炸藥的危險工作，生命時刻受到威脅。工人生活窮困，廠方又罔顧廠房的生產安全，於是炮竹工人便向資方爭取改善安全設備，以及提出合理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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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東亞人文學》,  51輯(2020年6 月), 頁189-202。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澳門教育的研究, 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葡文著述, 包括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潘日明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和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等人的專著 。歐禮諾(Aureliano Barata)的《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 以及施愛萍(Albina dos Santos Silva)、安文哲(António Aresta)和歐禮諾三人編纂的《澳門教育歷史文獻》(3冊) , 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參考資料。歐禮諾的論著, 附錄了1836至1974年間合共39項原始的葡文文獻, 而三冊本的文獻, 更是收錄不少官方和私人文件, 其中有相當數量是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文本、工作報告, 以及各級教育組織的章程等重要史料。以中文撰寫的澳門教育史研究, 應該盡可能運用這些經整理出來的原始文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曾立研究專項整理和翻譯相關的材料, 本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配合《澳門憲報》上的史料以及原始的中文文獻, 希望勾勒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澳門教育的輪廓。因篇幅所限, 華人辦理學校的情況將另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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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32卷2期(2019年6 月), 頁87-104。

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

1. 前言

澳門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明顯軌跡, 是政府從撒手不管到介入再到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澳葡政府於1977年立法資助私立學校的《對不牟利私立教育事業的扶助》(第11/77/M號法律) , 或可理解為對私立學校教育的關注。該法例主要是規定對澳門私立學校的各種稅項的豁免和補助金等扶助方式。這種轉變或源於葡萄牙1974年革命成功後放棄了殖民主義。劉羨冰認為自澳督李安道(Garcia Leandro)於1976上任後, 澳門的管治出現轉變, 先是委任培正中學校長鄺秉仁進入立法會, 1978年3月批准澳門符合不牟利條件的48所私立中、小、幼學校給予資助 。1991年澳門立法會通過《澳門教育制度》(第11/91/M號法律), 為過渡期的教育創立了自身的法律體制, 之後再陸續增設各類學校, 於1995年開始按所頒佈的法規編制課程大綱和學習計劃, 逐步在官校試行並擴展至私立學校。2006年12月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9/2006號法律)取代了第11/91/M號法律, 再度調整澳門特區的教育制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澳葡政府關注私立學校的教育, 開始進行教育調查和研究, 當時的東亞大學成立學術研究單位, 直接推動了本地的教育研究, 而民間的教育社團參與其中亦逐漸發展為一股研究的力量。本文將順着這一線索, 概述這些年來澳門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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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輯(12月), 頁6-20。

澳門中國語文師資培育近況述評

一、澳門師範教育概述

　　澳門的教育歷史曾被形容為「放任自流」 。直至1991年8月26日第11/91/M號法律, 澳門才有規定「從事教師工作和其他教育工作須具備適當學歷」, 將教師的培訓規定為「職前培訓、在職培訓和延續培訓」。1997年9月22日的第41/97/M號法令, 又加入「專門培訓」, 並定義職前培訓為「對尚未擔任教學職務者給予教學專業資格之培訓」, 在職培訓為「對在職之幼稚園教師及其他教師給予教學專業資格之培訓」, 延續培訓「旨在補充、更新及深化已具有教學專業資格者之與其教學職務有關之知識、能力及才能之培訓」, 專門培訓乃「從學術及教學觀點出發, 使教師能於教育制度範疇內擔任特定職務之培訓」。2006年12月的第9/2006號法律再提出「專業培訓」, 規定「職前培訓旨在通過特別編排的課程使修讀者取得專業資格」, 「在職培訓旨在使尚未擁有專業資格的在職教學人員獲得專業培訓和證明, 或提高已擁有專業資格者的專業水平」。
　　澳門師範教育的開端已難追尋, 或許肇始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1921年的一份報章曾見有「師範夜學」參加提燈會活動 ; 1929年澳門或曾有過一所「中文師範學校」, 就該校於1929年8月3日呈報華視學會的資料, 學校辦有「初級師範預科」一班, 一年畢業, 並規劃學員畢業後可以升入師範正科, 三年畢業。該校名譽校長為何澤永, 校長兼主任教員為蘇菊菴 。1948年7月, 中華教育會呈准當時僑務委員會, 澳門立案中學如合符條件——規模較大、設備充實和師資健全——經呈報後可設置師範科或簡易師範科 。1985年3月, 華南師範大學在澳門舉辦教育專業(澳門地區)函授教育課程, 由澳門教育司、澳門中華教育會協辦, 當時設有第一階段的三年制大專課程, 其後續有第二階段的兩年制本科課程 , 而培訓的對象是小學教師和中小學的主任和校長 。華南師範大學在澳門開辦教育培訓課程已逾三十年, 但若計算歷時最長的師範課程, 那就非聖若瑟中學於1951年開始辦理的師範課程莫屬, 而該課程主要是培養小學和幼兒教師。

[待續......]
《東亞人文學》, 第44期, 2018年9月, 頁49-70。

二十世紀前期澳門童子軍活動述略

　　20世紀前期，中國的童子軍活動被賦予了極崇高的使命，其宗旨被提升至「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而臻世界於大同」， 而澳門的童子軍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1949年國內政權逆轉，澳門童子軍的發展亦隨之出現部分停頓，故本文暫以前此的一個時期作為探討的重點。
　　早於1940年代，學界已陸續有概括童子軍發展的相關研究，其中有將中國童子軍發展以1926年作分界分為兩個時期，之前是各自為政的散漫時期，之後是中央領導的統一時期，後一個時期又再分爲建立制度時期和發展事業時期。 1926年之所以成為轉捩點，是國民黨在中央青年部之下成立了「黨童子軍委員會」，中央青年部於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取消，青年運動事務改由中央訓練部辦理，而黨童子軍委員會亦隨之改組為「黨童子軍司令部」，隸屬於中央訓練部；1929年黨童子軍司令部再改名為「中國童子軍司令部」，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到1934年又再改為「中國童子軍總會」。另有將中國童子軍教育的發展歸納為五種情況﹕（1）由模仿趨於創造，即脫離英國的模型，在法規方面有中國童子軍總章，在組織方面有中國童子軍總會，在技術方面有獨創的筆劃旗語。（2）由紛歧趨於統一，即是在1915年設立中華全國童子軍協會，當初只徒具輪廓，直至1934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在組織、訓練、理論和服裝漸歸統一。（3）由應付趨於計劃，即培植童子軍幹部，原初只屬臨時考取性質，或以極短期的講習會作培訓，之後才有暑期訓練班和不同訓練機構，在全國幹部會議更有十年工作計劃討論。（4）由狹窄趨於廣闊，即童子軍原初只為自願性質活動，1934年教育部規定其為初級中學的必修科，初期多限於12－18歲的男生參加，1918年有幼童軍，1919年有女童軍，1921年有社會童軍，1923年有海童軍，1924年有羅浮童子軍（即青年童子軍），1933年有盲啞童子軍，也就是從學校發展到社會。（5）由脆弱趨於健全，即是上述各項所顯示之童子軍教育的發展逐步達到健全的階段。 

[待續......]

《澳門研究》, 2017年第3期, 頁45-62。

1940年代澳門國語運動述論

一、前言
　　1942年1月19日, 澳門《華僑報》上有一則「重慶十八日電」的報導, 明確以注音識字為澈底掃除文盲的有效辦法, 通令實施。辦法分「(甲)由教部辦理者」, 「(乙)部轄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辦理者」和「(丙)各省市教育廳局長辦理者」三類。當中的乙類的辦法包括: (1) 發動注音識字運動; (2) 今後出版民眾及兒童讀物, 應儘量用注音國字印刷; (3) 各級師範及國民教育師資訓練班, 均應設國語課程; (4) 新制標語等件, 均應加注音符號[1]。查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是從統一文字讀音開始的, 所以一開始就是「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的成立。該會的成果包括審定六千多漢字的讀音, 歸併出27個聲母和15個韻母, 並選定39個注音字母。1916年召開的「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 促使北京政府公佈注音字母, 以及改革學校「國文」科為「國語」科。第一個推行國語的機構「國語統一籌備會」於1919年4月成立, 後改「國語統一會」, 1928年改稱「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該會的成果包括重印國音母表、改良注音符號、修訂國音標準、鑄造注音漢字字模, 以及編纂《國語辭典》等。「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因中央經費緊縮而於1935年6月結束, 經吳敬恒等人呼籲, 教育部于同年8月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至解放前國語運動在澳門推動的情況, 是本文探索的重點。

邱心如之父為邱鼎元說

　　《筆生花》這部彈詞於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882年1月29日)由申報館正式出版發售, 為16冊本 。作者邱心如生於嘉慶年間(1796-1820), 關於她的父親是誰, 迄今有三種說法: (1) 淮陰遷海洲邱氏一支說, 由葉德均(1911-1956)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提出 ; (2) 邱心如之父為邱廣業(1771-1834)說, 由丁志安(1914-1988)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 ; (3) 邱心如之父為邱鼎元說, 見於朱德慈(1963-　)《潘德輿年譜考略》 。本文擬就此三種說法作一補述。在此, 筆者須先作告白, 筆者曾根據丁志安的說法, 認為邱心如的父親就是邱廣業, 並從方志、族譜、詩文集等文獻資料整理邱廣業的生平資料, 而所得資料與《筆生花》這部彈詞所提供的一些內緣資料, 如「官居學博」、「化行士俗」、「晚隱鄉居」、「惠及貧寒」等敘述 , 基本是一致的。然而, 筆者也發現邱廣業的卒年、邱心如兄長的數目, 以及邱心如妹妹守寡等方面資料, 內緣和外緣資料所顯示的並不一致, 故之前以資料曾經增補和虛構的角度作解釋。

1940年代遷澳學校與澳門教育的發展－－以廣大中學為例

一、前言

　　根據《港澳學校概覽》所見的資料, 澳門於1939年8月有107所學校, 義學17所。1939年5月出版的《澳門遊覽指南》, 共有112所學校, 包括15所中級學校, 47所初級中學, 15所女子中學, 18所義學, 由內地遷澳的中學有14所, 遷澳的小學3所。又《1939-1940澳門教育年鑑》所見的僑校名單, 1939-40年度澳門有106所學校, 其中因戰事而遷澳的學校佔18所, 本地學校佔88所。本地學校有9所中學, 74所小學(其中有平民小學和平民夜學各有6所), 5所專科學校; 遷澳的學校計14所中學, 4所小學, 分別為嶺南中學、故鄉中學、故鄉小學、廣中中學、協和中學、執信中學、培正中學、培正小學、中德中學、培英中學、德基中學、越山中學、潔芳中學、知用中學、教忠中學、思思中學、思思小學、廣大小學, 男生14, 564名, 女生7, 548名 。上述原始文獻中的資料, 分類雖略有出入, 但所記的學校數量大體是一致的。趙世銘在《港澳學校概覽》的編後話中表示「這個時期, 不但空前, 簡直是絶後了。由於內地學校之外移, 與教育專才之易地努力, 僑教之向上, 在教育史上可說開一新紀元」, 他說的是港澳兩地的情況, 而劉羨冰曾喻之為對澳門教育的「一次輸血活動」, 故下文將以廣大中學為例, 整理該校早期在澳門的發展, 探索遷澳學校與澳門當時教育事業發展的關係。

通古今之變 －－第八屆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綜述

　　2014年11月29-30日, 第八屆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在澳門大學的新校園隆重召開, 迎來了大陸、台灣和澳門等地四十多所高校或研究機構近七十位專家學者; 大會共宣讀了六十多篇論文, 作者大多重視原始文獻的應用, 也有以案例作研究對象, 討論的內容頗富新意, 體現出在思維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這次論壇由澳門大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聯合主辦, 協辦單位有澳門中華教育會和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女士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范息濤教授在開幕典禮上分別致辭。

一、傳統教育思想的繼承和借鑑

　　這次在論壇上宣讀的論文, 有相當部分是關於古代教育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丁鋼的文章別具一格, 以「村童鬧學圖」這種風俗圖像作為研究對象, 認為村童鬧學的題材有其社會歷史依據, 並非完全出於想像, 以圖證史, 並以文獻佐證, 嘗試迫近古人日常的教育生活和歷史真相。周勇就直接借「日常生活」的概念, 以張岱、湯顯祖的經歷作為史的參照, 討論前人面對人生教育的難題, 也就是當「舉業」和傳統儒家教育實踐不再是學子的選擇時, 什麼樣的功課才能給人生帶來歡樂, 選題頗具開創性。王雷則提出繼承私塾名師的教學絕活, 包括言、教學和書寫等技能, 嘗試破解建設一流教師團隊的難題。王淩皓和楊冰探索先秦儒道墨法各家原創性教育思想的創生的規律, 點出當代原創性教育理論的形成, 實依賴於學術環境的改善和學術主體的奮發有為。謝乃和則追溯「典範政治」的建立, 認為周代講求君德的培育, 以宗法禮俗為特徵, 首重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和社會公德的培育, 全方位的德育體制對當下國治理有啟迪借鑒的價值。韓紅升和薛海霞嘗試從「美德意境」討論傳統教育的智慧, 並以歷史事例說明其轉化有助解決當前的教育難題, 這些難題包括過度重視西方教育哲學和社會思潮, 過度強調科學屬性, 背離傳統經典思想等等。蔣明宏以徐霞客家族作案例, 探索江南家族如何突破傳統的社會和家族的擇業觀念。黃寶權從文化傳承、人才培養和鄉村治理等方面剖析古代家族教育活動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趙國權認為孔子不但詮釋了生命的價值, 並且以生命教育活動向弟子及世人傳遞生命的真諦和追求, 故孔子的教育根本就是一種啟發生命自覺而使人自己成其為人的教育。宋明理學方面的研究, 陳俞志考察陳襄等閩中四先生對於福建理學在開展和傳播方的貢獻, 然後就是以楊時為首等理學人物的教化活動, 認為洛學南傳所形成的師承體制, 以及其中人物對二程理學的傳播和闡發, 實為以朱熹為宗的閩學及其思想體系的基石, 在繼承前人的觀點上有創新的開拓。王建軍以《大科訓規》和《大科書堂訓》為主要材料, 論證湛若水書院管理所貫徹的明明德、親民和敬謹精神, 而其可貴處在於能於日常生活中見出這種精神, 而非僅限於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舞臺。

二、近百年中國教育的研究

　　中國近百年的教育現代化的發展, 艱難曲折。郭婭和曹寧以《教育官報》所刊載的資料, 分析晚清在推行教育新政的困境, 包括經費匱乏、管理疏失、鄉民抵制、官員敷衍塞責、師資缺乏、生源不足、教學內容滯後、學堂環境惡劣等問題, 但作者同意清政府所採取的一些措施, 實際上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周愚文也肯定吳汝綸對於日本教育考察的成績, 認為無論在個人學識、接待層次、考察方式, 都是無出其右的, 惜因返國後的政局問題, 而未幾又病逝, 考察所得未受適當的重視, 而癸卯學制最後也只是片面移植日本的制度, 無法符合中國當時的國情。田正平和張寅, 則瞄準了把持省級教育行政機構的教育廳長, 通過這個群體的資歷等相關文獻的具體分析, 將民國時期教育發展的困難歸因於教育廳長的選任標準和任期長短。
　　關於民國時期的教育人物研究, 陳仲彥以陳禮江任職江西省教育廳長期間為考察中心, 採用文獻分析, 呈現出陳禮江早期的教育理念。張耀宗探討的是胡適在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點滴貢獻, 張亞群則分析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郭秉文的通識教育理念及其對當今教育的借鑒意義, 而劉蔚之就整理出一份在美國就讀「非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博士的基本資料, 為整體評估留美教育學者的歷史意義和貢獻作準備。
　　此外, 也有學者討論外國教育思想的引進, 民初的教育制度, 以及近代教會大學的發展。曾重凱探討的就是晚清民初德國教育在中國的流傳情形, 文章介紹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中的赫爾巴特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觀, 以及經美日轉介的德國文化教育學派斯普朗格的教育理念。祝若穎分析1931年9月「國際聯盟中國教育考察團」對中國師範教育制度及其對戰後初期台灣的影響。曲鐵華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嬗變, 商麗浩談民初國立大學教師薪酬制度演進和政府管控。至於教會大學, 鄭若玲等以學生學業評價為中心, 從19世紀末到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大調整約七十年, 勾勒出教會大學從初期以西方教育的理念和制度為藍本辦學, 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因向中國政府立案而逐漸出現的本土化的趨勢和特點, 再到抗戰時期加速中國化進程, 最終完全與中國本土的大學融合。吳民祥則以教會大學圖書館功能為題, 並以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圖書館功能演變為考察對象, 認為其功能演變軌跡實體現出教會大學從變革而日漸走向中國化的歷程。西學東漸, 亦引出教學方法的創新, 肖朗即以大夏大學、金陵大學和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為例, 討論這三所大學對電化教育發展的貢獻。

三、澳門教育史的研究

　　由於這次論壇在澳門舉行, 故劉海峰的文章即從科舉和澳門的博彩著墨, 探討昔日在廣東盛行的闈姓(又稱「卜榜花」)賭榜科舉──利用猜科舉中式者的姓氏來賭博。作者在會上展示了新發現的稀見闈姓原始文獻, 具體分析闈姓博彩的方法, 並論述此類科舉文獻的獨特價值。澳門中華教育會的劉羨冰女士以「唔窮唔教學」這句俗話為題, 詳細闡述上世紀50年代到澳門回歸這五十年, 澳門教師在中華教育會的領導下, 如何扭轉宿命, 分階段敘述教師如何團結自救、爭取社會關注、要求政府承擔公共教育、爭取公平合理待遇以及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
　　澳門大學的團隊提交了五篇與澳門教育史相關的論文。王志勝探討四百多年來在澳門的天主教教育, 該文從文化困境立論, 指出天主教教育雖然在澳門曾經盛榮一時, 但隨著傳教市場的萎靡, 依附於其中的教育無可避免地逐漸息微,澳門某些中小學雖然至今仍保存一些天主教教育的辦學模式, 但實質內容已發生根本改變,故認為教育的生存始終是由文化環境決定的。張偉保則專注於中國的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 討論創校的布朗(Samuel Brown)校長的教育理念, 認為這所學堂讓更多的中國年輕人開始瞭解外面的世界, 無論在學校課程的設置, 活動時間的安排, 中國年輕人經歷著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傳統的中國教育與馬禮遜學堂的八年學制教育有著巨大的差異性。而這所學堂對發展中國新式學堂的後人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同時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它成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一個很好的典範。何偉傑探討的是1925-27年間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澳門學界如何嚮應工人運動, 從檔案和大量的中葡關係史料出發, 總結出一方面是澳葡政府採取高壓手段預防工人起事, 一方面是華人缺乏強大的知識階層, 最後這一場澳門的「國民革命」最終也就落幕。鄭振偉則在澳門教育史料匱乏的情況下, 從澳門檔案和舊日的報章新聞, 整理出二十紀四十年代國語運動在澳門推行的一些情況, 總結出國難時期統一國語對團結僑胞的重要性。鄭潤培則回顧了澳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澳門教育的發展, 涉及澳門教育制度、實施免費教育、興建校舍、教師團隊、學額和課程與教材等面向的討論。另外, 澳門理工學院陳志峰探討澳門教育界歷經二十多年才爭取到的澳門私校法律, 剖析箇中因由, 點出立法的重要性, 以及法律對於澳門教育發展的深遠意義。

四、小結

　　這次論壇, 有關西方教育史的研究, 如單中惠討論了西方課程理論中的兩個基點, 即學科知識和學生生活經驗。楊智穎以芝加哥Parker學校課程改革實踐的歷史作為探究主題，探討該所百年老校在課程史上的意義。陳小紅則比較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核心課程。顧曉雲探究英國教育家H. C. Dent在二次大戰期間所提倡的教育改革理念及其對於這場教育改革的貢獻。馬立武剖析影響美國國家課程制定的社會、政治、教育文化傳統等影響因素, 並以歷史課程標準作為案例分析。宋明娟則討論杜威辦理實驗學校的課程理念等。其他還有關於美國保守主義基金會對大學的資助戰略研究, 當代美國教師教育的發展取向, 英國教育思想演進, 二戰前三藩市華人中文學校教育研究, 以及哈佛大學章程的溯源等。部分來自台灣的學者, 討論戰後台灣小學的教與學典範的轉移, 日治時期臺灣新竹關西地區初等教育的發展, 以及藉由「社會中心教育實驗」(1953-60)反思台灣教育改革的相關問題等。
　　本屆論壇於11月30日閉幕。閉幕式上, 本屆論壇的籌委、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鄭振偉副教授總結本屆論壇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會場上展開的討論, 包括了私塾、蒙學、書院、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義務教育、教會教育, 以及晩清和近現代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等主題, 從先秦、宋、明、清、民國等時期的人物, 也有中外教育史的研究。通古今之變, 將有利於深化認識, 並作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借鑑, 學術活動和聯繫, 將有利兩岸四地教育文化的交流和合作習。

渡也的澎湖夢想－－基於詩文集《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

　　渡也(陳啟佑, 1953-　)在《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的自序中說: 「二十多年來, 我在大學課堂中常常向莘莘學子們大聲介紹澎湖, 談它的身世、它的容貌、它的內在, 希望他們班旅、畢旅去澎湖一遊, 去第一棒的好所在一遊」 。詩人為何有這種強烈的想法? 為甚麼澎湖是「第一棒的好」? 本文將借用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對物質的想像和夢想的詩學, 並輔以詩人的其他作品來閱讀這本詩文的結集。

一、人的宿命和詩人的理想

　　渡也早期的作品顯示出對人生的無奈和惶恐, 「從母親的毛細孔裏/無可奈何地爬出來。塵埃/便在我們的臉上/繁殖。我們必須忍受//必須以臍帶/惶恐的攫住母親/生長。哎, 生長只是/另一種枯萎//我們必須隨風飄落/秋來時, 我們必須忍受/枯萎。哎, 枯萎只是/另一種生長」 。這首詩見於1971年1月2日《青年戰士報‧詩隊伍》, 正如渡也所述, 表達的是「生死半點不由人的宿命」 , 這種宿命感持續見於詩人往後的作品, 如:

每個人呱呱墜地/即都上榜/都考上/人生/恭喜金榜題名//……最後, 兩眼一閉/兩腳一伸/恭喜恭喜, 毎個人又都題名/於錄鬼簿上  

他們不知道/世上每一個人都是總編輯/編纂一本內容豐富的雜誌/首頁登載初啼聲/死, 一律排版在最後一頁

 考試時間並非七十分鐘/而是, 漫長/的一生/鐘響時, 所有的考生一律閉上雙眼/遵照考場規則/名譽財富都不能帶走/考卷則由死亡/收回 

 考場就設在地球/……不分男女老少/窮人富豪/都得參加這次聯考/病或者殘廢/亦須應考/唯死可以/缺考 

「他們不知道」、「遵照考場規則」、「都得參加」, 人的一生似乎就是這樣, 不管如何努力, 似都是要「從生到死」被動地走過。

[待續......]

《江漢學術》, 35卷4期(2016年8月), 頁69-77。

澳門中華教育會及其20世紀40年代的文教活動

一、前言

　　澳門中華教育會有悠久的歷史, 建樹良多, 惜該會早年的資料保存不多, 1945年以前的檔案已告散失。筆者整理澳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文報章上的教育史料, 發現不少與該會活動相關的報導, 經梳理後的文字資料, 在在有助瞭解該會早年的發展, 亦足見該會前賢如何積極推動澳門的文教活動, 而在國難時期, 該會於團結澳門僑校的角色益形重要。本文主要的資料來自報章, 並以檔案資料補充, 希望能夠展示這個教育團體早期的面貌。


二、澳門中華教育會的沿革

　　澳門中華教育會創立於1920年, 由梁爵卿、劉雅覺、劉紫垣、容循道、傅子光、陳永康等熱心人士倡議成立, 旨在利便辦理社會公益, 推動教育文化事業。其時崇實校長梁彥明借鑒中山縣七區區教育會的方式籌辦, 歷時約半年, 定名為「澳門華人教育會」。該會創立時採用會長制, 正會長為劉雅覺神父, 副會長為曾次崔, 而當選為評議員及各部部長的有梁彥明、馮秋雪、劉斐烈、周靜生、容循道、劉紫垣、區建邦、吳秋榮、郭輝堂、劉君卉等人。該會成立時, 以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實施方針, 以及研究教育事業和發展地方教育為宗旨。1923年7月16日, 該會奉葡京核准立案, 經澳門政府憲報公報及衙署登記, 成為澳門的合法教育團體, 每年依會章召開會員大會, 並選舉職員, 分任會務(昔日的會章由梁官漢從葡文轉譯)。1926年, 因國內行政機關改為委員制, 該會亦隨之改制。1936年7月和1937年3月, 該會先後將會務呈報僑務委員會立案。1936年7月曾奉僑委會令組織理事會和監事會, 職員為兩年一任, 並易名「澳門中華教育會」。華僑教育總會成立後, 該會取得「華僑教育會澳門分會」地位, 但沿用原有的名稱。


[待續......]

《教育學報》, 10卷4期(2014年8月), 頁107-116。

培正青年會的教育活動

前言

　　筆者近年整理培正這所老校的文獻資料, 其中有涉及該校「青年會」的活動, 故本文嘗試從所得資料考查這家老校的青年會在民國時期與教育相關的一些活動。本文所參用的資料, 主要來自該校的出版物, 如《培正校刊》、《培正青年半月刊》、《培正青年》、《青年會月報》等。

　　《培正青年》(The Pui Ching Young Men)雖然是培正校內的學生刊物, 但出版的時期頗長, 曾有不同的出版形式。它是「廣州培正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的一種刊物, 1921-22年開始辦「培正青年週刊」, 1922-23年改為半月刊。據阮其鉅所憶述, 青年會於1921年開始出版定期刊物, 每星期一次, 形式為單張, 名《培正青年週刊》, 次年秋才改為半月刊, 釘裝成冊, 1928年改為月刊, 而當時的印刷費約為一千三、四百元。盧卓然是1927-28年度和1928年秋季培正青會出版股的職員(另一為凌漢新), 也是1928年秋季的會長(另一為黎汝洪), 根據他的說明, 《培正青年》剛出版的時候, 是用散章的方式, 後來可能有星期刊, 後來變為半月刊, 後來又出月刊, 也有二十日出一冊的。1927年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月出三冊, 所以到他主編的時候, 便進行改革, 把《培正青年》定為月刊, 並定為「培正青年月刊第一卷」。從保存下來的材料, 阮其鉅和盧卓然二人的說法大致是正確的。

　　從《培正青年半月刊》2卷8號(1923年3月7日)至2卷13號(1923年6月25日)的資料所得, 當時的編輯所設於「王廣昌宿舍二樓十一號房」, 職員包括記者12人, 書記2人, 發行1人。1928年初, 在一則招登廣告的啟事中, 曾記錄《培正青年》月刊每期出二千多冊, 而每期的經費約為500元, 經費部分來自廣告收益。《培正青年》的編輯, 除總編輯、撰述員、書記、校務記者、體育記者、發行部等基本職員外, 還讓各會社的代表當通訊員, 1925年度就的通訊員, 包括學生會、奮志社、會仁社、樂群社、集益社和敬業社等。

　　至於《青年會月報》, 主編是「培正中學學生基督教青年會」, 但它不是獨立出版的刊物, 而是《培正校刊》的附刊。如第1期(1939年9月15日)至11期(1940年7月15日)就是附於《培正校刊》的第11卷1至11期, 每期四頁, 獨立編頁。楊元勳(1885-1957)曾特意為《青年會月報》第1期寫了序言, 說明因為籌募出版經費的困難, 所以在《培正校刊》中闢出版面, 讓青年會的刊物復刊。然而, 從該會1939年6月21日至9月8日的支出項目來看, 他們只付出版《培正青年》的部分出版費, 共港幣100元(伸毫銀144.8元)。又據資料所顯示, 這一份附於《培正校刊》的《青年會月報》, 在1941年的時候, 每月出版數為3,500份。

[待續......]

鄭振偉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7月), 第二輯, 頁112-140。

邁向「個體化」──初論羅智成《透明鳥》

一、引言

　　羅智成(1955-　)被林燿德(1962-1996)許為「微宇宙裡的教皇」, 在這個微宇宙裡, 詩人曾陸續以「古代」、「異國」和「宇宙」構成多層的龐大想像系統。在1978年為《光之書》寫的序, 詩人已意識到「人自身同時是他思索最大的障礙」, 他期望的是「拓殖內在宇宙如何必然地和價值, 和文明產生關聯」, 至2000年修訂版寫的序文〈詩, 是生命的刻度〉:

帶著對文字的單薄、受限、無力與無謂的焦慮與無奈, 帶著對既有詩作、詩傳統的不滿與不耐。詩的豐盛往往是文字(或其他媒體)難以勝任、承載的, 寫詩之所以令人著迷, 是在工具的有限與生活的無限之間, 我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 某種恆久的暗示或關聯, 並讓它們彼此「存在」、「顯現」。

「困厄的、不滿足的靈魂力圖透過想像、憧憬、反省等心智活動, 來超越自己的平凡、脆弱、短暫與渺小」, 這就是詩為何能夠為生命注入新的可能, 新的元素, 如〈夢中旅者〉「剛從疲憊的官能剝開的美感經驗/來/支應靈魂旺盛的新陳代謝」。藝術實踐作為一種心理活動, 自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 人的心理是一切藝術的母體, 而詩人的創作力實來源於他的原始經驗, 故不少學者都曾嘗試應用榮格 (C.G. Jung, 1875-1961)分析心理學討論羅智成的詩創作。然而, 這些研究多着重羅智成詩中的「阿尼瑪」(anima)原型, 尚未觸及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其他概念, 故本文將嘗試在其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 運用榮格的其他概念, 並結合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的神聖空間觀念, 重點探索詩人的新作《透明鳥》。

[待續......]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34輯(2014年2月), 頁377-402。

澳門教育人物志: 鄺秉仁先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於2006年初以「口述歷史──澳門教育人物志」為題, 向大學研究委員會申請撥款資助, 本人承擔訪問澳門培正中學前任校長鄺秉仁先生之工作, 本文是該研究項目其中的一項成果。秉仁先生黃髮齯齒, 精神矍鑠, 談吐謙遜, 一派儒雅之風。筆者與同仁多次登門叨擾, 秉仁先生仍不嫌其煩, 於培正之創辦、成長, 以及前賢遺教等等, 娓娓道來。本文借重於秉仁先生之資料, 已見諸整理後之訪談紀錄。另澳門培正中學校史室之庋藏, 堪稱完備, 而本研究得蒙高錦輝校長和李祥立前校長全力支持, 以及呂曉白主任悉心安排, 始能掌握充足之文獻資料, 合該致以十二萬分謝意。

　　培正是一所非常重視歷史的學校, 故可供參考的一手資料相當豐富, 其中包括校刊、特刊、通訊、同學錄等, 彌足珍視。以《培正校刊》為例, 林子豐(1892-1971)曾提出這份刊物的四重使命, 包括: (1) 詳記校事; (2) 加強宗教教育; (3) 員生交換學識; (4) 新舊同學共有園地。《培正校刊》有兩種, 一為香港版的《培正校刊》, 1950年9月15日創刊, 自1卷1期開始出版, 不定期出版, 迄今未絕。另一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出版的《培正校刊》, 該刊於1930年2月創刊, 而1950年1月25日出版之18卷3期是筆者能看到的最後一期。該刊卷期資料如下: 1-8卷為(1930年2月-1937年), 旬刊; 9卷1-2期(1937年12月20日-1938年6月12日), 為遷鶴第一、二號, 半年刊; 10卷1-8期(1938年10月5日-1939年7月20日), 為遷澳第一至八號; 11卷1期(1939年9月15日), 封面上的校址為「澳門塔石　香港九龍何文田」; 14卷1期(1946年6月1日)為復刊號, 校址為「廣州市東山培正路。該期由廣州私立培正中學印行, 往後的則改為「廣州市私立培正中學印行」。另該刊間或附有《圖書館館報》、《童軍園地》、《青年會月報》、《圖書館月報》等刊物。

[待續......]

張偉保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一輯, 頁120-160。

從培正學校看民國時期廣東的童子軍活動

　　《新青年》雜誌在1917年的2卷5號上, 除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外, 還有康普(G. S. F. Kemp)的〈中國童子軍〉和〈童子軍會報告〉。這份記錄和報告的一項重點, 是希望各界扶助童子軍活動, 並表示中國童子軍應由華人負擔經營云云。同年6月《清華學報》的2卷8期也發表了聞一多和時昭涵合著的〈童子軍〉, 文中概述童子軍的由來、目的、種類、課程等等, 而聞一多另一篇〈新君子廣義〉云「泰西之治, 治于多新君子」, 談的也是童子軍。又如陶行知所云「陶鑄青年之人格, 激勵少年之服務社會, 莫善於用教練童子軍之方法……此種精神教育事業, 實為我國所應倣傚。他日養成公民資格, 必當以童子軍為基礎」。從這些資料所見的, 都是強調童子軍的教育功能。近年已有多種關於民國時期童子軍活動的學位論文, 但一般都從童子軍整體的發展來探究。本文擬從學校的童子軍活動着手, 梳理有關的資料, 培正是一所過百年的老校, 有豐厚的材料可供使用, 正好作為研究的對象。

[待續......]

張偉保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一輯, 頁23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