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正青年會的教育活動

前言

　　筆者近年整理培正這所老校的文獻資料, 其中有涉及該校「青年會」的活動, 故本文嘗試從所得資料考查這家老校的青年會在民國時期與教育相關的一些活動。本文所參用的資料, 主要來自該校的出版物, 如《培正校刊》、《培正青年半月刊》、《培正青年》、《青年會月報》等。

　　《培正青年》(The Pui Ching Young Men)雖然是培正校內的學生刊物, 但出版的時期頗長, 曾有不同的出版形式。它是「廣州培正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的一種刊物, 1921-22年開始辦「培正青年週刊」, 1922-23年改為半月刊。據阮其鉅所憶述, 青年會於1921年開始出版定期刊物, 每星期一次, 形式為單張, 名《培正青年週刊》, 次年秋才改為半月刊, 釘裝成冊, 1928年改為月刊, 而當時的印刷費約為一千三、四百元。盧卓然是1927-28年度和1928年秋季培正青會出版股的職員(另一為凌漢新), 也是1928年秋季的會長(另一為黎汝洪), 根據他的說明, 《培正青年》剛出版的時候, 是用散章的方式, 後來可能有星期刊, 後來變為半月刊, 後來又出月刊, 也有二十日出一冊的。1927年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月出三冊, 所以到他主編的時候, 便進行改革, 把《培正青年》定為月刊, 並定為「培正青年月刊第一卷」。從保存下來的材料, 阮其鉅和盧卓然二人的說法大致是正確的。

　　從《培正青年半月刊》2卷8號(1923年3月7日)至2卷13號(1923年6月25日)的資料所得, 當時的編輯所設於「王廣昌宿舍二樓十一號房」, 職員包括記者12人, 書記2人, 發行1人。1928年初, 在一則招登廣告的啟事中, 曾記錄《培正青年》月刊每期出二千多冊, 而每期的經費約為500元, 經費部分來自廣告收益。《培正青年》的編輯, 除總編輯、撰述員、書記、校務記者、體育記者、發行部等基本職員外, 還讓各會社的代表當通訊員, 1925年度就的通訊員, 包括學生會、奮志社、會仁社、樂群社、集益社和敬業社等。

　　至於《青年會月報》, 主編是「培正中學學生基督教青年會」, 但它不是獨立出版的刊物, 而是《培正校刊》的附刊。如第1期(1939年9月15日)至11期(1940年7月15日)就是附於《培正校刊》的第11卷1至11期, 每期四頁, 獨立編頁。楊元勳(1885-1957)曾特意為《青年會月報》第1期寫了序言, 說明因為籌募出版經費的困難, 所以在《培正校刊》中闢出版面, 讓青年會的刊物復刊。然而, 從該會1939年6月21日至9月8日的支出項目來看, 他們只付出版《培正青年》的部分出版費, 共港幣100元(伸毫銀144.8元)。又據資料所顯示, 這一份附於《培正校刊》的《青年會月報》, 在1941年的時候, 每月出版數為3,500份。

[待續......]

鄭振偉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7月), 第二輯, 頁112-140。

澳門教育人物志: 鄺秉仁先生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於2006年初以「口述歷史──澳門教育人物志」為題, 向大學研究委員會申請撥款資助, 本人承擔訪問澳門培正中學前任校長鄺秉仁先生之工作, 本文是該研究項目其中的一項成果。秉仁先生黃髮齯齒, 精神矍鑠, 談吐謙遜, 一派儒雅之風。筆者與同仁多次登門叨擾, 秉仁先生仍不嫌其煩, 於培正之創辦、成長, 以及前賢遺教等等, 娓娓道來。本文借重於秉仁先生之資料, 已見諸整理後之訪談紀錄。另澳門培正中學校史室之庋藏, 堪稱完備, 而本研究得蒙高錦輝校長和李祥立前校長全力支持, 以及呂曉白主任悉心安排, 始能掌握充足之文獻資料, 合該致以十二萬分謝意。

　　培正是一所非常重視歷史的學校, 故可供參考的一手資料相當豐富, 其中包括校刊、特刊、通訊、同學錄等, 彌足珍視。以《培正校刊》為例, 林子豐(1892-1971)曾提出這份刊物的四重使命, 包括: (1) 詳記校事; (2) 加強宗教教育; (3) 員生交換學識; (4) 新舊同學共有園地。《培正校刊》有兩種, 一為香港版的《培正校刊》, 1950年9月15日創刊, 自1卷1期開始出版, 不定期出版, 迄今未絕。另一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出版的《培正校刊》, 該刊於1930年2月創刊, 而1950年1月25日出版之18卷3期是筆者能看到的最後一期。該刊卷期資料如下: 1-8卷為(1930年2月-1937年), 旬刊; 9卷1-2期(1937年12月20日-1938年6月12日), 為遷鶴第一、二號, 半年刊; 10卷1-8期(1938年10月5日-1939年7月20日), 為遷澳第一至八號; 11卷1期(1939年9月15日), 封面上的校址為「澳門塔石　香港九龍何文田」; 14卷1期(1946年6月1日)為復刊號, 校址為「廣州市東山培正路。該期由廣州私立培正中學印行, 往後的則改為「廣州市私立培正中學印行」。另該刊間或附有《圖書館館報》、《童軍園地》、《青年會月報》、《圖書館月報》等刊物。

[待續......]

張偉保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一輯, 頁120-160。

從培正學校看民國時期廣東的童子軍活動

　　《新青年》雜誌在1917年的2卷5號上, 除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外, 還有康普(G. S. F. Kemp)的〈中國童子軍〉和〈童子軍會報告〉。這份記錄和報告的一項重點, 是希望各界扶助童子軍活動, 並表示中國童子軍應由華人負擔經營云云。同年6月《清華學報》的2卷8期也發表了聞一多和時昭涵合著的〈童子軍〉, 文中概述童子軍的由來、目的、種類、課程等等, 而聞一多另一篇〈新君子廣義〉云「泰西之治, 治于多新君子」, 談的也是童子軍。又如陶行知所云「陶鑄青年之人格, 激勵少年之服務社會, 莫善於用教練童子軍之方法……此種精神教育事業, 實為我國所應倣傚。他日養成公民資格, 必當以童子軍為基礎」。從這些資料所見的, 都是強調童子軍的教育功能。近年已有多種關於民國時期童子軍活動的學位論文, 但一般都從童子軍整體的發展來探究。本文擬從學校的童子軍活動着手, 梳理有關的資料, 培正是一所過百年的老校, 有豐厚的材料可供使用, 正好作為研究的對象。

[待續......]

張偉保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年6月), 第一輯, 頁231-252。

1941-45年間對澳門教師和學生的救濟工作

　　1942年9月1日澳門《華僑報》上一則新聞，標題為“華僑教育一個嚴重問題：本澳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經費支絀教師情狀慘苦，義學異常冷淡，免費亦無學生”。據報導，當時一般家長未能讓子弟入學，學生人數減至平時之百分之三十至二十 。1943年1月31日，《大眾報》記者雷學欽也撰文，標題為“生活高壓下，教育界一問題，學校在慘淡掙扎中”。1943年9月16日，《華僑報》的“讀者園地”又一篇“從教育說到澳門的教育事業與危機”，署名譚楓，該文提出一些關於澳門學校財政、師資和訓育的問題。1945年1月15日《華僑報》上另一則新聞，標題為“如何挽救此危機：教師既窮學生更窮，學費雖已增加教師仍難溫飽，平常人家亦無法供子弟讀書”。自從1938年廣州發生戰事以後，大量人口湧入澳門，當時澳門的中小學校，皆有人滿之患，各校學生名額在數百以上，教師的收入亦可觀，該時期算是澳門教育的一個黃金時期，而當時澳門的經濟卻有不俗的發展，尤其是金融業務 。然而，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澳門的交通受阻，米珠薪桂，生活變得困難，學生人數隨之大減。學生減少，學校只能裁員減薪甚至停辦，教師也就失業。當時有部分學校，藉增收學費以補收入，結果是在職者略為加薪，但更多的情況是教師失業。

[待續......]

《民國檔案》, 第113期 (2013年9月), 頁134-141。

1940-50的澳門教育：澳門私立學校的管理

　　1940-1950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十年。這個時期接續著抗日戰爭，從抗戰到勝利，然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政局和澳門教育的發展不無關係。抗戰時期，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澳門作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再加上葡日雙方的默契，因此得以中立而免於戰火 ，但大量人口也因此湧入澳門，促成澳門的教育事業一段短暫的繁榮。然而，自從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澳門的教育事業頓時陷入困境。抗戰勝利以後，國民政府育通過國民黨澳門支部，積極參與澳門的僑教活動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以後，澳門的教育又是一番景象。本文從現存一些報刊資料著手，嘗試整理私立學校在1940-50年間的管理，選取這個時段，不僅因為十年是較為便捷的劃分，巴拉特(Aureliano Barata)曾將澳門教育史分為七個階段，這個十年剛好橫跨了他所指的第四和五這兩個階段。第四階段(1894-1946)的主要表現為澳門市政廳(Leal Senado)掌控澳門的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以及中國私立教育大舉進入澳門，而第五階段(1946-1976)則為學校教育的本地化，以及華人私立教育系統的逐漸穩定，同時又有天主教教會的重要參與 ，故這十年是澳門教育發展的重要轉變期。

[待續......]

《教育史研究》, 100期 (2013年6月), 頁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