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澳門華人的辦學活動

一、前言

　　19世紀末期，澳門人口的教育水平相對地低，即使澳門當地的葡萄牙人也如是。安德拉德•科爾沃（João de Andrade Corvo）曾出任葡萄牙的外交部長，他曾研究葡萄牙在亞洲的各個殖民屬地，其中與澳門相關的部分保留了1878年澳門人口和教育的一些數據 。數據顯示澳門當年的人口68086人，93.31%為華人（男性40065人，女性23467人），共有73所（含3所女校）為華人提供教育的學校，當時澳門華人的孩子有10223名，但上學的人數只有1576人，就學人數偏低，作者指出可能是孩子隨父母學習讀書的緣故。二十世紀初澳門華人辦學的情況，現存資料相當缺乏，報章上的報導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本文即以此為基礎，再配合一些檔案資料，藉此整理20世紀初期澳門華人學界辦學的情況 。

--------------------

[待續......]

《當代港澳研究》,  2020年第1-2輯(2024年4月), 頁272-299。

大夢已覺, 人才未備——《香港華字日報》所見晚清學務的時論

 　　十九世紀末期, 中國在列強的環伺下, 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各種救國方案, 其中最突出的是強調教育的變革以開通民智。從洋務運動到維新運動再到八國聯軍後的新政, 改革教育都是重要的內容。庚子新政, 政府詔諭建設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 但當時已不再只是廢除八股或改試策論, 而是要徹底變革整個教育制度。光緒二十八年(1902)管學大臣張百熙(字冶秋, 1847-1907)擬定《欽定學堂章程》, 是為壬寅學制, 雖然只是頒布而未有實行, 卻是近代中國首個官方的學制系統。光緒二十九年(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 是為癸卯學制, 其中包括了各類學堂的章程, 另附有學校管理和教授法等。該學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 其中包含學前到大學各級, 有入學年齡的規定, 有普通學校和專門學校的結合, 有師範學校培養師資。張之洞(1847-1909)在〈變科舉〉提出“救時必自變法始, 變法必自變科舉始”, 到光緒二十九年二月, 袁世凱(1859-1916)和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 指出“科舉一日不廢, 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 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  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今縱不能驟廢, 亦當酌量變通, 為分科遞減之一法”, 遞減的用意自是要逐步以學堂取士取代科舉取士。十一月重訂學堂章程又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 之後就是1905年9月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身份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聯名上摺, 奏請立停科舉, 以廣學校, 上諭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 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 科舉制度從原來的改革一變而為廢除。

-----------------

[待續......]

《新亞論叢》, 第23期(2022年12月), 第381-391頁。

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一、中國師範教育的發軔

　　中國的師範教育始於清末, 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奏請在上海設置南洋公學, 在校內設置四院, 其中之一即為「師範院」 , 孫家鼐於翌年奏請籌備京師大學堂, 章程總綱第四節為設立「師範齋以養教習之才」 , 但1898年正是戊戌政變, 一切新政戛然而止。1902年張百熙具奏的《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規定, 京師大學堂有「師範館」之設, 省會高等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就各處中學堂教員」, 府治中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成小學堂教習之才」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於翌年重訂章程, 是為《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 其對師範教育有更詳備的計劃。章程中師範教育分初級和優級, 前者由州縣設立, 修業期5年, 後者由京師和省城設立, 修業期3年; 另實業學堂內亦設實業教員講習所, 畢業年限則視乎學科, 一至三年不等。初級師範學堂培養小學教師, 除完全科及簡易科外並添設預備科和小學師範講習所, 優級師範學堂為培養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學堂教員, 實業教員講習科用作培養各實業學堂、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和藝徒學堂教員 。宣統年間, 師範教育又曾略有變動。至於女子師範, 初只見於「家庭教育法章程」, 1906年天津設立北洋女子師範學堂, 次年學部擬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其中限定各州縣必須設立一所女子師範學堂, 對象為高等小學堂畢業的女生, 修業期4年。

----------------

[待續......]

《澳門研究》, 2022年第1期(4月), 第6-31頁。

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的兩則資料

一、前言

 　　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設有各種救助機構，包括戰區學生指導處，為逃離戰區的學生提供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救濟安排。凡選擇繼續學業者，經審查合格後即可以借讀或轉讀的方式安排就學，而政府也有貸金政策。及後淪陷地區日增，教育部為救濟學生，凡未及考入專科以上學校者，予以登記驗證後，即分發至先修班肄業 。1942年5月-9月的浙贛戰事，對於救濟戰區青年，政府亦積極辦理招訓工作。教育部本來就有戰區學生招致訓練會，各戰區亦設有分會，負責辦理招致、接待和分配訓練等事項，至於登記考試入學則由各該省教育廳和專科以上學校負責辦理，而當時教育部在蘇南、皖南和閩北各地都設有招待點 。查良鏞十九歲前後經歷的正是這個戰亂和流徙的年代。

----------------

[待續......]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 第58輯 , 2020年11月, 頁204-215。

澳門炮竹工人的故事 ──《萬木春》的敘事技巧

一、前言

　　澳門的中文小說創作，在1980年代以前仍處於草創階段 ，而整個1970年代，用單行本出版的小說可能就只有《萬木春》這部作品。由於作者不是澳門人，出版地也不在澳門，故未受注意，後來才由鄭煒明(1958-　)在香港「重新發現」。《萬木春》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不折不扣的澳門炮竹工人的生活，作者署名長爭 。鄭煒明肯定了這本小說作為社會史料和以澳門為主題的價值 ，但對這本小說的評述至今闕如，故本文擬從敘事的角度分析該小說文本。小說的所設定的背景是澳門五十年代末期，當時在澳門氹仔製作炮竹的工人，從事調製炸藥的危險工作，生命時刻受到威脅。工人生活窮困，廠方又罔顧廠房的生產安全，於是炮竹工人便向資方爭取改善安全設備，以及提出合理賠償。

--------------------

[待續......]

《東亞人文學》,  51輯(2020年6 月), 頁189-202。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澳門教育的研究, 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葡文著述, 包括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潘日明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和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等人的專著 。歐禮諾(Aureliano Barata)的《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 以及施愛萍(Albina dos Santos Silva)、安文哲(António Aresta)和歐禮諾三人編纂的《澳門教育歷史文獻》(3冊) , 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參考資料。歐禮諾的論著, 附錄了1836至1974年間合共39項原始的葡文文獻, 而三冊本的文獻, 更是收錄不少官方和私人文件, 其中有相當數量是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文本、工作報告, 以及各級教育組織的章程等重要史料。以中文撰寫的澳門教育史研究, 應該盡可能運用這些經整理出來的原始文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曾立研究專項整理和翻譯相關的材料, 本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 配合《澳門憲報》上的史料以及原始的中文文獻, 希望勾勒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澳門教育的輪廓。因篇幅所限, 華人辦理學校的情況將另文整理。

--------------------

[待續......]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  32卷2期(2019年6 月), 頁87-104。

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

1. 前言

澳門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明顯軌跡, 是政府從撒手不管到介入再到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澳葡政府於1977年立法資助私立學校的《對不牟利私立教育事業的扶助》(第11/77/M號法律) , 或可理解為對私立學校教育的關注。該法例主要是規定對澳門私立學校的各種稅項的豁免和補助金等扶助方式。這種轉變或源於葡萄牙1974年革命成功後放棄了殖民主義。劉羨冰認為自澳督李安道(Garcia Leandro)於1976上任後, 澳門的管治出現轉變, 先是委任培正中學校長鄺秉仁進入立法會, 1978年3月批准澳門符合不牟利條件的48所私立中、小、幼學校給予資助 。1991年澳門立法會通過《澳門教育制度》(第11/91/M號法律), 為過渡期的教育創立了自身的法律體制, 之後再陸續增設各類學校, 於1995年開始按所頒佈的法規編制課程大綱和學習計劃, 逐步在官校試行並擴展至私立學校。2006年12月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9/2006號法律)取代了第11/91/M號法律, 再度調整澳門特區的教育制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澳葡政府關注私立學校的教育, 開始進行教育調查和研究, 當時的東亞大學成立學術研究單位, 直接推動了本地的教育研究, 而民間的教育社團參與其中亦逐漸發展為一股研究的力量。本文將順着這一線索, 概述這些年來澳門的教育研究。
--------------------------------
[待續......]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輯(12月), 頁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