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華教育會及其20世紀40年代的文教活動

一、前言

　　澳門中華教育會有悠久的歷史, 建樹良多, 惜該會早年的資料保存不多, 1945年以前的檔案已告散失。筆者整理澳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文報章上的教育史料, 發現不少與該會活動相關的報導, 經梳理後的文字資料, 在在有助瞭解該會早年的發展, 亦足見該會前賢如何積極推動澳門的文教活動, 而在國難時期, 該會於團結澳門僑校的角色益形重要。本文主要的資料來自報章, 並以檔案資料補充, 希望能夠展示這個教育團體早期的面貌。


二、澳門中華教育會的沿革

　　澳門中華教育會創立於1920年, 由梁爵卿、劉雅覺、劉紫垣、容循道、傅子光、陳永康等熱心人士倡議成立, 旨在利便辦理社會公益, 推動教育文化事業。其時崇實校長梁彥明借鑒中山縣七區區教育會的方式籌辦, 歷時約半年, 定名為「澳門華人教育會」。該會創立時採用會長制, 正會長為劉雅覺神父, 副會長為曾次崔, 而當選為評議員及各部部長的有梁彥明、馮秋雪、劉斐烈、周靜生、容循道、劉紫垣、區建邦、吳秋榮、郭輝堂、劉君卉等人。該會成立時, 以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實施方針, 以及研究教育事業和發展地方教育為宗旨。1923年7月16日, 該會奉葡京核准立案, 經澳門政府憲報公報及衙署登記, 成為澳門的合法教育團體, 每年依會章召開會員大會, 並選舉職員, 分任會務(昔日的會章由梁官漢從葡文轉譯)。1926年, 因國內行政機關改為委員制, 該會亦隨之改制。1936年7月和1937年3月, 該會先後將會務呈報僑務委員會立案。1936年7月曾奉僑委會令組織理事會和監事會, 職員為兩年一任, 並易名「澳門中華教育會」。華僑教育總會成立後, 該會取得「華僑教育會澳門分會」地位, 但沿用原有的名稱。


[待續......]

《教育學報》, 10卷4期(2014年8月), 頁107-116。

培正青年會的教育活動

前言

　　筆者近年整理培正這所老校的文獻資料, 其中有涉及該校「青年會」的活動, 故本文嘗試從所得資料考查這家老校的青年會在民國時期與教育相關的一些活動。本文所參用的資料, 主要來自該校的出版物, 如《培正校刊》、《培正青年半月刊》、《培正青年》、《青年會月報》等。

　　《培正青年》(The Pui Ching Young Men)雖然是培正校內的學生刊物, 但出版的時期頗長, 曾有不同的出版形式。它是「廣州培正學校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的一種刊物, 1921-22年開始辦「培正青年週刊」, 1922-23年改為半月刊。據阮其鉅所憶述, 青年會於1921年開始出版定期刊物, 每星期一次, 形式為單張, 名《培正青年週刊》, 次年秋才改為半月刊, 釘裝成冊, 1928年改為月刊, 而當時的印刷費約為一千三、四百元。盧卓然是1927-28年度和1928年秋季培正青會出版股的職員(另一為凌漢新), 也是1928年秋季的會長(另一為黎汝洪), 根據他的說明, 《培正青年》剛出版的時候, 是用散章的方式, 後來可能有星期刊, 後來變為半月刊, 後來又出月刊, 也有二十日出一冊的。1927年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月出三冊, 所以到他主編的時候, 便進行改革, 把《培正青年》定為月刊, 並定為「培正青年月刊第一卷」。從保存下來的材料, 阮其鉅和盧卓然二人的說法大致是正確的。

　　從《培正青年半月刊》2卷8號(1923年3月7日)至2卷13號(1923年6月25日)的資料所得, 當時的編輯所設於「王廣昌宿舍二樓十一號房」, 職員包括記者12人, 書記2人, 發行1人。1928年初, 在一則招登廣告的啟事中, 曾記錄《培正青年》月刊每期出二千多冊, 而每期的經費約為500元, 經費部分來自廣告收益。《培正青年》的編輯, 除總編輯、撰述員、書記、校務記者、體育記者、發行部等基本職員外, 還讓各會社的代表當通訊員, 1925年度就的通訊員, 包括學生會、奮志社、會仁社、樂群社、集益社和敬業社等。

　　至於《青年會月報》, 主編是「培正中學學生基督教青年會」, 但它不是獨立出版的刊物, 而是《培正校刊》的附刊。如第1期(1939年9月15日)至11期(1940年7月15日)就是附於《培正校刊》的第11卷1至11期, 每期四頁, 獨立編頁。楊元勳(1885-1957)曾特意為《青年會月報》第1期寫了序言, 說明因為籌募出版經費的困難, 所以在《培正校刊》中闢出版面, 讓青年會的刊物復刊。然而, 從該會1939年6月21日至9月8日的支出項目來看, 他們只付出版《培正青年》的部分出版費, 共港幣100元(伸毫銀144.8元)。又據資料所顯示, 這一份附於《培正校刊》的《青年會月報》, 在1941年的時候, 每月出版數為3,500份。

[待續......]

鄭振偉編, 《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7月), 第二輯, 頁112-140。

邁向「個體化」──初論羅智成《透明鳥》

一、引言

　　羅智成(1955-　)被林燿德(1962-1996)許為「微宇宙裡的教皇」, 在這個微宇宙裡, 詩人曾陸續以「古代」、「異國」和「宇宙」構成多層的龐大想像系統。在1978年為《光之書》寫的序, 詩人已意識到「人自身同時是他思索最大的障礙」, 他期望的是「拓殖內在宇宙如何必然地和價值, 和文明產生關聯」, 至2000年修訂版寫的序文〈詩, 是生命的刻度〉:

帶著對文字的單薄、受限、無力與無謂的焦慮與無奈, 帶著對既有詩作、詩傳統的不滿與不耐。詩的豐盛往往是文字(或其他媒體)難以勝任、承載的, 寫詩之所以令人著迷, 是在工具的有限與生活的無限之間, 我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 某種恆久的暗示或關聯, 並讓它們彼此「存在」、「顯現」。

「困厄的、不滿足的靈魂力圖透過想像、憧憬、反省等心智活動, 來超越自己的平凡、脆弱、短暫與渺小」, 這就是詩為何能夠為生命注入新的可能, 新的元素, 如〈夢中旅者〉「剛從疲憊的官能剝開的美感經驗/來/支應靈魂旺盛的新陳代謝」。藝術實踐作為一種心理活動, 自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 人的心理是一切藝術的母體, 而詩人的創作力實來源於他的原始經驗, 故不少學者都曾嘗試應用榮格 (C.G. Jung, 1875-1961)分析心理學討論羅智成的詩創作。然而, 這些研究多着重羅智成詩中的「阿尼瑪」(anima)原型, 尚未觸及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其他概念, 故本文將嘗試在其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 運用榮格的其他概念, 並結合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的神聖空間觀念, 重點探索詩人的新作《透明鳥》。

[待續......]

《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34輯(2014年2月), 頁377-402。